​汪治平教授：

　　我個人的性向在小學高年級時已經很明顯。例如小學的時候有算術課，可是通用的教材太簡單，沒法讓我專心聽課，容易在台下胡鬧。老師頗有愛心，不願把我弄到外面罰站，就特別找一些很難的應用題給我算。這些題目用算數來做是非常繁難，所以我就被迫要使用多變數的聯立方程式來解。但我這樣解之後，老師要跟其他同學解釋我怎麼做出來的，就很為難了，因為這不是教育部訂的範圍，那是中學的代數。但為什麼我會知道中學的方法？因為我那時候感到上課極其無聊，就去找大人的書來看，找到了一本發黃的老式代數教科書，看完我就知道怎麼解這些問題了，所以自然就用上了。這就是說你的性向是藏不住的，因為你對那個東西有興趣，自然會找機會學，並且把它學得很好。你學得很好，就自然會表現在學業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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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國中升高中要參加聯考，所以大家都要做很多參考書練習題，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。我們那時候都每天都要舉行升旗典禮和降旗典禮，我的數學老師每次都會在升旗的時候給我一道高中數學的題目，然後降旗的時候要我把答案交給他，意思是他希望我在這一天不要鬼混，也不要做太多參考書練習題，他用難題把我的腦筋綁住，不要作怪。後來他建議我去讀高中的數學課本，可惜那時候教科書是國立編譯館的統一版本，由學校統一配發，書店買不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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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中又是一個不同的境界了，因為要考大學所以競爭就更激烈了。那時候大學的率取率理工科只有25%，其他科系更低，大部分人都沒法讀大學。進入高雄的頂尖高中，發現要學的東西一下子變多了，身邊的高手也一下子變多了，所以很多同學都處於一個情緒不良的狀態。這也要怪雄中老師啦，經常出那些要把學生嚇到死的題目，把他們嚇到趕快去補習，投入填鴨式的教育，損失更多自我學習的機會。我很幸運，我當時遇到的老師是非主流派的，也就是非升學派的，教學很正常。我的數學老師那時候就跟我說你的程度不用去做那些參考書，你應該要去看大學的書。所以變成我高中就在讀大學的書。這對我之後很有幫助，因為在大學你會覺得數學和物理的進度配合不上，物理都用到積分了，數學還在教微分。你們下學期就要學電磁學了，電磁學裡面就會用到向量微積分，如果沒有事先學好的話，你就會看不太懂電磁學的數學式。我們那個時候學習的順序很不合理：高一學生物，高二學化學，高三學物理，而事實上化學需要用到物理，生物需要用到化學，這種反向操作不知是哪個外行訂出來的。你的求學過程有沒有吃到正確的糧食來幫助你長大是很重要的。因為我那時已經學會向量微積分和線性代數，就可以看懂當時流行的大學物理課本，例如李怡嚴著的《大學物理學》。用大學的方法來處理，高中的物理問題都變得很簡單，所以大家最痛苦的高三生活，我還過得蠻愉快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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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到了大學就更複雜了，在大學時我也不太注意與老師之間的密切配合，常常老師一邊講我也會在下面看另外一本書，我只要不時抬頭看看老師在講甚麼，確認我懂了就可以了，這樣我就可以加速學習。例如老師在上近代物理，我就在下面讀量子力學，因為量子力學是近代物理比較嚴謹的版本，雖然短期來講考試會吃虧，因為不容易注意到老師可能會考的重點，但是長遠來講是值得的，因為時間用得比較有效率。這樣不僅訓練我一心多用的能力，也間接訓練了我的心算能力，因為老師在上課我也不好意思公然拿草稿紙出來演算。有了這些能力，進步也會比較快。盡量讓自己超前學習，才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問題，才不會因為在某個地方卡關而進度落後。這並不是什麼秘招，只是一種提前較多的課前預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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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覺得大學時期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是需要體會的，這也是後來為什麼我會來中央教實驗物理這門課程，那就是我們中華文化有很重的科舉味道在裡面，所以很多人嘴巴講的天花亂墜，但是動手的能力卻很差。儒家講究「禮樂射御書數」，沒有一項是需要考驗工藝實作能力的。我大學的時候宿舍是理學院和工學院混住，因為這樣我從工學院那邊學到很多實作的東西，雖然那些東西背後還是物理，但物理定律藏在底層，表層是工藝。電子零件很便宜，所需的工具也不貴，透過玩電子這個興趣，使我對於後來用到的實驗儀器能深入了解，一看就懂。我小時候住在眷村，都是破爛房子，所以也是常常幫家裡修這修那。在我們那個時代電器壞了都要修的，因為買新東西是很大一筆支出，工藝的能力都是從小環境培養起來的，這都與我選擇做實驗有關連。我在大四的時候選修了很多先進的理論，了解到理論有許多可能性，但為什麼只採用某一個，這當然都是實驗篩選出來的。如果不做實驗，我們對於物理的認知可能還停在柏拉圖的時代。如果你只做理論，萬一做得不好，沒辦法跟人家競爭，那就很尷尬，高不成低不就。做實驗無論成不成功，都會學到技術，都可以轉去工業界發展，所以你絕對不要放棄實驗啊，這是你安身立命的保障，除非你在理論上很有把握能夠競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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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就讀國中是1970年，而我們中華民國在1971年就退出聯合國了。1972年日本跟我們斷交，1977年美國跟我們斷交，這都在我從國中到大學這段期間發生的。1978年中美協防條約撤銷，台灣在國防上和外交上都失去了依靠。1982年我服兵役時，那時候國防部的戰略指導原則是放棄省道台三線以西的土地，因為海空軍已經居於劣勢，意思是國軍無法與共軍在平地決戰，準備進入中央山脈打游擊了。在那種環境下出國留學，必須要有未來回不了台灣的準備。所以你實驗做好一點還有機會在美國找工作，如果你只會理論的話，就不知道美國人要不要你。這就表示說你在學術上要選擇甚麼方向，是基礎物理還是應用物理，是實驗還是理論，都會受國際局勢的影響。因為你首先要考慮台灣有沒有這種工作讓你做，然後考慮台灣未來的政治經濟局勢是怎樣，就算台灣沒有被大陸拿下來，會不會變成以國防安全為重的專制社會，而不是以科學和經濟為重的民主社會。以上所說的是我的大學階段。

 

　　研究所階段我是很幸運，拿到哈佛大學的獎學金。我回頭檢討起來有兩個因素，第一個是老師們給我的推薦信應該是不錯的，第二個是GRE物理本科測驗也考得很好，可以在國際上公平比較。大家可能想問學校成績重不重要？我覺得相對於推薦信和國際考試，學校成績是最不重要的。原因很簡單：你是中央大學的第一名，但從外國的角度不知道要把中央大學放在哪個等級，它的排名有多少參考價值？然而從推薦信中，審查委員可以知道你的特別之處，所以大家以後要被提拔，推薦信是很重要的一環。

 

　　哈佛大學是一個相當自由的環境，學術的風氣也跟台灣不一樣。台灣的研究生基本上是國家養的，因為薪水基本上都是科技部給的，以前在我們那個年代還有教育部的獎學金，教育部跟科技部的錢加一加你已經可以很好過日子了。可是在美國完全不一樣，在美國養一個研究生要給他獎學金、替他繳學費，學校還要抽頭。例如你的指導教授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，他要交給學校將近60%，剩下的才能買儀器、買耗材、支付研究生的費用，所以養一個學生是非常貴的。因此在美國學生比較像是員工，你要按時上班，按時把成果交出來。我們這邊的研究生就很散漫。在美國獲得終身教職的比例並不高，頂尖的學校每三個才有一個能得到終身教職，如果教授收到不好的學生，研究沒進展，那他只好害自己被開除。所以美國教授對於研究生的工作要求是很嚴厲的，一方面讓學生能準時畢業，另一方面讓自己能夠晉級發展。美國社會的現實性在台灣比較難以想像。美國的學生許多是高中畢業後就要自力更生，一邊打工一邊唸大學，所以當研究生時被當成員工來壓榨，他們也認為是理所當然。我們的學生就會抱怨，像下午了，找幾個同學去打籃球，在美國不可能，這是公司，現在是上班時間，多喝一點咖啡、可樂來提神才是常態。我覺得美國這種文化很不得了，一方面給你很大的壓力，但另一方面它把一個人的工作效率提升非常高，有助於發揮潛力。哈佛大學對於學生很信任、很尊重，例如註冊時他們就直接給我圖書館的鑰匙，說圖書館關門後你也可以進去自己借書，這讓我非常震驚，因為如果這事發生在台灣，恐怕會有很多書被盜。但在哈佛大學這事可以運作，因為彼此信任。考試也是，在台灣就把學生關在一間教室考試兩小時，因為我們怕學生作弊，但在哈佛大學不是。例如有些科目的期末考試是在聖誕節年假期間，帶回家開書考，學生通常都去圖書館看書、找參考資料來做答，因為題目很難，躲在家做不出來。所以年假這段時間圖書館往往燈火通明，裡面很熱鬧，但沒有人違規、作弊。這種文化在台灣過了30年還是沒辦法跟上。